一、基本理论

人类总是处于两难的痛苦之中，这种痛苦源自何处？我认为是“自我意识”，即可将自我客体化的自由意识；自我意识的功能在于体察各种事物的关系——不同与联系。世界总是处于两面性之中，如存在于灭亡、实在与虚无等，但这种两面性之于自然界，之于动物，并无痛苦，人类之痛苦则源于其自我意识，即自我意识其所对体察的客体体察到的不一致，值得注意的是，个人已形成的思维不属于自我意识而属于其所体察的客体。

人性也有其两面性，依我之见，最主要的一个便是“动物性”与“社会性”。

动物性，指的是人类作为一种动物——此为人之为人的第一前提——有作为动物的自然属性，如最基本的食欲、性欲、生存欲，作为肉食类动物的暴力性，以及其他。

社会性，指的是人类作为一种社会性动物的属性，如集体合作、为他人牟利，等等。社会性是建立在动物性之上的。

动物性和社会性的具体内容仍有待考察，在此不能一一尽述，只能粗略概括为：动物性即驱使人类从属肉体，社会性则驱使人类从属集体。

动物性驱使人类摒弃理智、听从感觉，而社会性相反，往往需要理智的支撑，去克服动物性。

这一两面性，即动物性与社会性，在动物界内并非人类所特有。低等如蚂蚁、蜜蜂，高等如狮子、猿猴，都有其社会性的一面。但是这些动物并为表现出对这一两面性的痛苦。一方面，在蚂蚁和蜜蜂的社会中，工蚁、工蜂没有性别，即无性欲，值得参考——狮、猴等相对高级动物的社会便不如蚁、蜂等社会和平稳定，如雄性猿猴会争夺“猴王”的地位；另一方面，则是源自其缺失人类所拥有的“自我意识”。

在人类进入文明思考，或者说拥有自我意识之前，人类的两面性并不给人类带来两难的痛苦，如同猿猴，处于一种自然而然的状态中。在人类拥有自我意识，可将自身作为一种客体进行观察和思考之后，痛苦随之而来。设想如下：自我意识体察到社会性的举动是为了社会整体的利益，但同时意识到做出社会性的举动会与满足动物性的需求相冲突，而满足个人的动物性需求同样会与满足社会性的需求相冲突。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社会性的需求和举动，并非理智思考的结果，而同样是人类的天性；社会性需求得到满足，也像动物性需求得到满足一样，会得到生理和心理上的愉悦，尽管这两种愉悦感有可能不同。并且，人类对于动物性与社会性的痛苦在于，无论自我意识偏向于哪种属性，另一属性至多被遏制，却无法完全消除，同时当人处于不同环境或遭遇时，两种属性会有不同的消长；我想，这与人类的自然生存状态有关系，如果人类能够抛弃其中一面，则其无所谓人。

概括：人类的最大的矛盾与痛苦源于人性中的两面性——动物性与社会性的不可调和且不可消除，但痛苦来源于人类特有的自我意识，自我意识的功能是体察各种事物的不同与联系，其体察到的其他世界的两面性构成人类其他的困惑与痛苦。

批评：本理论的优点在于，不存在假设，是建立在一种最坚实最可靠的基础，即人类的自然属性之上。相同的方法论适用于其他社会学、人类学的本源性研究，如两性关系——从生物学出发考察“母系社会”存在的可能性，等等。缺点在于，对于“自我意识”的看法没有心理学和生物学的依据，仅仅源自个人的感性体察和逻辑推理。

在此理论基础之上，去考察整个人类文明史，包括政治史、思想史、宗教史、艺术史、人格史，等等，会有一个简单而透彻的新认识。

二、政治史

左派右派：

“左派右派”（或者“左翼右翼” “保守党激进党”）作为近现代政治话语出现，其实体其实一直存在于文明社会中。只是近代之前，掌控政治的人不一定意识到其从属的左右派别，但其所作所为必定从属其一。

根据本理论，左右派别的形成是由人性的两面性导致的。左派（由于古今中外对左右派划分方式的不同，为了方便起见，这里的对左派右派的分析采用的是当今中国政治中的概念）即由偏向社会性多于动物性的人群组成，相对的，右派即由偏向动物性多于社会性的人群组成。中间派即为无偏向的人群。同时，由于大群体内部又有小群体对社会性和动物性的偏向不同，导致两派内部又有小派别的划分，层层细分，乃至具体到个人。

由于人性的两面都是人类的自然属性，作为人类，两种属性都必须保有。因此，抽象地看，左派右派并没有道义上的优劣差异。一个社会从历史上看往往是在左右派之间摇摆前行，这也体现了理论中所述的“不可调和且不可取消”。

民主专制：

具体到政治制度中，民主主要满足的是人类的动物性，而专制主要满足的是人类的社会性。

专制制度之所以遭当今世人的唾弃，一是因为过往的一些专制政府表面在满足国民的社会性需求，其实暗地里是在满足少数统治者的动物性需求；同时，为了巩固专制，以更好地满足自身的动物性需求，向国民强调社会性的重要，使多数人偏向社会性，并诋毁人类的动物性需求。二是因为后来人们发现，民主制度下同样可以达到满足人类社会性需求的目的，尽管这种方式比较低效。

以古代中国为例，男性在政治上的地位普遍高过女性。男性一方面要求女性遵守“三从四德”，一方面自己却“三妻四妾”。具有象征意义的是，皇帝一方面为烈女立贞节牌坊，一方面自己却有“后宫三千”。这里说明的道理是，“烈女”的社会性完全超越动物性，结局只有一个：死亡；皇帝作为最高统治者，向国民宣扬社会性，并不断将自身“神化”，但却无法摈弃动物性的一面。

事实上，毫无制度保障的民主同样会有不好的后果，如“文革”。可见民主同样离不了社会性。

第三帝国：

希特勒将其国民的意志统一到一个人类史上空前绝后的高度，他的聪明之处在于，褒扬社会性的同时，并未贬低动物性，相反，他将动物性的满足期许于社会性的行动。表面上在那段时期，日耳曼民族的社会性大大超越了动物性，其实不然，纳粹在二战中表现出来的暴力正是其动物性的体现。同样的情况出现在侵华日军中。

冷战：

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的对立是人类史上一次最大的社会性倾向与动物性倾向的人群的对立。抱有社会主义理想的人斥责资本主义的糜烂腐朽，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则斥责社会主义没有人性（这里的人性更多指个性、身体的需求）。这一结果一定程度上是由相互遮蔽对方的社会状况造成的。

三、思想史

道德：

考察古今中外的道德，一言以蔽之，即“为他人或集体牟利”，无疑指向的是社会性。因此道德对于任何的社会来讲都是必要的，即便是完全的法制社会，也不可能覆盖生活得每一面，或者，“遵纪守法”将成为其最高的道德。

问题在于不能将道德作为强迫他人取消动物性。2008年四川地震中出现的“范跑跑”，即范美忠，所反对的就是这一点——且不论他是否矫枉过正。古代中国将那种道德高尚，完全取消动物性的人称为“圣人”，这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存在的，因此关于圣人的传说必定是以遮蔽其动物性为前提的，因此在“造圣”运动中必定存在着对大众的蒙蔽与欺骗。

轴心时代：

人类的“轴心时代”即公元前600至前300年间，在欧亚大陆北纬25度至35度区间之内，各大文明都迎来了各自“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老子……有人猜测轴心时代出现的原因是天体运行或全球气候的变化。我认为这是有可能的：气候的变化激发了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从而引起人类对世界的体察。

这些先哲大多都注意到了人类的动物性与社会性，且都较为偏激——与此对应的是他们都不同程度地被“神圣化”了。我们看到，苏格拉底与伊壁鸠鲁的争锋相对无疑是社会性与动物性的矛盾；孔子所宣扬的克己复礼更是为了维护当时天下的大范围社会性——超越于诸侯国的小范围社会性；老子希望人类社会能够回到人类具有自我意识之前的自然状态；释迦摩尼与庄子的思想有些类似，都主张放弃人类的动物性和社会性（与老子不同的是他们不主张放弃自我意识），并认为这样才能得到解脱。

哲学：

从自我意识、动物性和社会性出发去考察西方哲学史，或许会有个较为清晰的脉络。同政治一样，在哲学上也表现出一种动物性和社会性之间的摇摆。

由于对哲学的无知，我在这里仅能说出以下这个例子：尼采和马克思，一个代表动物性一个代表社会性，两者都比较极端，因而分别被轻度地妖魔化和神圣化。

四、宗教史

总观：

考察宗教往往能给人许多启发。我的理解，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是在文明初期，由一些自我意识较强，较为偏向社会性的少数人（即所谓“先知”）对另一些社会性偏向不强的人群进行教化的工具。这点可以在基督教的摩西十诫、伊斯兰教的一些教义（最为突出的是“讲卫生”这条）得到印证。

基督教：

在西方基督教体系中，社会性偏向最强的无疑是犹太教，这和其历史较早有关，这也是犹太民族历经长久的流浪民族意志却没有消散的原因之一；其次是罗马天主教，再次是新教。宗教改革无疑是文艺复新、资本主义得到发展后，大众的社会性自觉得到加强，并有把握与动物性作出协调之后的产物。

新约相对旧约，则是大众自我意识觉醒的产物，耶稣基督作为其象征，以形象化的个人来体现人类的社会性。耶稣基督那种抛弃生命的纯粹社会性使其神化。

佛教：

与基督教不同，佛教没有加强社会性来达到“神化”的目的，而是单方面通过抑制自身的动物性来达到这一目的，这一传统从古印度原始宗教继承，其原因或许可以探究印度的自然地理条件和古代的生存状态。

但是大乘佛教的出现使佛教否定动物性的同时又满足人类的社会性需求。而小乘佛教始终只注视于自身。大乘佛教出现的原因也应该追溯历史，考察当时古印度的社会形态，初步猜测是和当时的国家制度建立有关。

五、艺术史

日神和酒神：

尼采所论述的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并不能简单地对应于社会性和动物性。

日神精神中的“个体化”即是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梦”的状态即一种对社会性的自信和肯定。而酒神精神中无疑有对人类社会性进行否定的态度，“醉”的状态即抛弃自我意识，使其从属自身自然感觉，以满足动物性需求；但酒神精神中“仪式化”的一面又是社会性的体现，因为在仪式中，个人又跟从群体，其行为与群体一致，这是社会性需求的体现，仪式中个体所体验到的“神圣感”即是社会性需求得到满足的快感。

艺术史中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的此消彼长与人类的动物性与社会性的消长有着密切关系。

浪漫主义现实主义：

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无论从艺术上还是政治上看都可以从人的动物性和社会性来解读，因为艺术和政治无疑是相通的。与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相类似的还有自由派学院派、草根与名流等等。但是每一项并不单纯代表动物性或社会性，因为两者是不可分割的，只能说更倾向于那一种属性。具体可参考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

六、人格史

美利坚民族：

美利坚民族无疑是当今人类所有种族中最倾向于动物性的一个。美国的1787年宪法即是以动物性为基础，以社会性为手段，最终又以动物性为目的而建立的。后来更有《权利法案》防止“体制”利用人性中的社会性来压迫个体的动物性。

美国20世纪60-70年代的性解放运动，无疑是人类的一大进步。其聪明之处在于，当满足动物性需求成为一个群体的共同目标，并作为一种运动进行推广时，其社会性需求也得到了满足。

大和民族：

与美利坚民族相反，大和民族是非常具有社会性的一个种族。这或许和其长久的专制历史、一脉相承的皇室血统有关。这种强烈的社会性偏向促成了日本发动二战。二战后大和民族的社会性得到了相当的削弱，但不排除还有少数的所谓“右翼”人士仍具有强烈的社会性。而这种反差造成了一些人的自杀，如著名的三岛由纪夫和川端康成。

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古老民族有着其独特的历史和生存方式，造就了其独特的民族性格。

国外反华势力，和诸如鲁迅等知识分子所反对的中华民族的人格，是一种低社会性低动物性的组合，也就是，既没有很强的社会性需求，也没有很强的动物性需求，往往是为了生存这一动物性目的，而维持着虚弱的社会性需求，最好的解读文本是余华的《活着》。维持着这个庞大人口广阔疆域的国家的是，作为非生命的专制体制。也正是专制体制让中华民族的社会性受到了削弱。

当然这只是一部分人反对的民族性格。事实上，情况已经有了很好的改善。80后、90后所体现出来的对动物性的强烈偏向以及2008年四川地震中整个民族体现出来的社会性偏向，都会让我们对中华民族的未来有所信心。

七、总结

该理论具有实际应用性。

我反对社会伦理的唯一性和绝对性。根据人性的两面所得出的方法论并不是要平衡两者，达到绝对平均的状态。而我认为应该逆向操作，即反对极端，反对彻底消灭、遮蔽、否定动物性或者社会性，让人类社会在一个相对合理而宽松的区间内“自然”摇摆。也许这样能防止许多人类历史上的悲剧的重演。

时间有限，知识浅薄，写作仓促，望老师多批评！